在旧金山一个绿叶荫蔽的户外咖啡座，安娜维纳(Anna Wiener)手里端着一杯茶，无意间听到了邻桌的对话。“有一个穿着亮闪闪的裤子的人，正在那里大谈人工智能和中国将成为世界霸主，”她说着，有些忍俊不禁。

　　读过维纳处女作《诡谷》(Uncanny Valley)的读者都不会感到惊讶，因为这本书就像她本人一样，每一页都闪现着过人的机智。“所有的写作都可以视作一种表演，”维纳说。在这本书中，维纳将自己在硅谷科创中工作的五年浓缩成了一个简洁的故事，她讲述了在这些中普遍存在的极度膨胀的男性自我、巨大的财富差距以及年轻女性员工承受的极大的心理压力。

　　尽管存在着一些令人难受和不安的内容，例如不受制约的监控技术、冷酷无情的老板、不知何时就会发生的性骚扰等，这本书还是十分有趣的。维纳很有技巧地处理了书中涉及的人名和名：有的使用了假名，有的直接隐去真名，或是隐晦地给读者一些提示。例如Facebook就是“那个人人憎恨的社交网络”，爱德华斯诺登则是“重新出现在媒体上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泄密者”，微软就是“那家总部设在西雅图、非常喜欢打官司的软件集团”等。她强调说：“重要的是，要记住谷歌就是一个广告大平台，而Facebook主要是一个监视平台。”

　　维纳采访了她以前的同事和一些朋友，用她的话来说，这些人都曾经出于各种目的“围绕针对所有人的网络保密协议打擦边球”，她还仔细查看过iMessage上的聊天记录以及电子邮件档案，以寻找一些琐碎的细节，比如“我们信任精英体制”之类一本正经毫无幽默感的办公室标语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的谷歌邮箱简直就是一个装满了20多岁年轻人的工作焦虑的语料库，”她叹息道，“现在来看，塞满我邮箱里的邮件也是可以被视作一个档案库，重现当时我相当复杂的工作环境，网站优化那时候的我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2015年，维纳这本书初步成形，原本是她为编辑部设在布鲁克林的文学杂志《n+1》写的轻度虚构文章。这篇文章当时在网上疯传，而且所引起的关注也十分令人震惊。“我本来以为在《n+1》的文学世界里没有人会关心位于硅谷的科创，硅谷这边也没有人会读《n+1》这样的文学杂志。”几年以来，维纳一直记录着这个行业狂热的工作模式和独特的文化标准，但是直到《n+1》的编辑黛娜托尔托里奇来过旧金山，维纳才正式考虑将这些观察和记录整理成一个完整连贯的故事。“黛娜认为科技行业的人不习惯被公众看见，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是通过其他媒介转述的，”维纳说，“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让她高兴。”

　　作为一名编辑，黛娜托尔托里奇注意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当写作的内容涉及到她们的工作场所时，女性投稿者经常会受到违反保密协议的指责甚至威胁，而与此相反的是，用违反保密协议来指责男性作者的情况则几乎不存在(如果有也很少)。尽管科技行业都极力捍卫，但大多数科技同时也推行严苛的对内政策，以确保他们的前雇员对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保持缄默，甚至包括一些对性骚扰的指控。

　　尽管维纳并未因违反保密协议而受到限制，但她在撰写初稿时还是相当克制的。托尔托里奇鼓励她在写作中多透露一些前雇主的事情，不必担心遭到报复。2018年，维纳通过一场七方竞标，确定将发表在《n+1》杂志的那篇原稿扩写成一本单行本书籍。之后，她离开了原来工作的软件开发平台GitHub。2018年1月，环球影业获得了将这本书改编成电影的版权。电影剧本目前正在编写的初级阶段，维纳将担任影片的执行制片人。“我刻意把这本书写成非虚构类和回忆录，”她说，“因为如果我把它写成一本小说，可能大众会误以为只是对现状的讽刺。我不知道2019年对科技行业的讽刺在政治上能有多大用处，我希望这本书在政治上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维纳现年32岁，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她的母亲是一名作家和支持控枪运动人士，也是非营利组织“纽约人反对暴力“(New Yorkers Against Gun Violence)的联合创始人，她的父亲曾是一名商业记者。维纳从小就开始接触女权主义思想和政治改革思想，性格冷静、有自制力，除了爱咬手指甲和对心理疗法坦率直言以外，她几乎没有明显的情绪和心理方面的问题。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自己“非常焦虑”。她的焦虑集中在她对非虚构类写作技巧的创造性运用上：书中的故事全都基于真实事件，但为了叙事的清晰和连贯，具体的时间线和人物经过了压缩。她担心的是，科技行业人士能否理解这种写作惯用的手法，她还担心自己的书可能会遭到科技高管们的强烈抵制，因为如果他们的形象受到诋毁，将会直接影响的股票市值。

　　“有时我白天也会做噩梦，梦见自己在法庭上为创造性的非虚构类写作作证，我希望让薇薇安戈尼克(Vivian Gornick，美国评论家、记者、散文家和传记作家译注)站到证人席上，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写作的压缩技巧，而且，我还希望把约翰达加塔(John DAgata，美国散文家译注)请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写作中人物角色的合成与塑造。”

　　在本勒纳(Ben Lerner)的自传式虚构小说《10：04》中，纽约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在琼迪迪恩(Joan Didion)影响深远的写实散文集《白色专辑》(The White Album)中，所有叙述的事件基本都发生在加州各地。这两本书对维纳的影响都非常大，与此相似，在维纳的《诡谷》中，旧金山以及这座城市无所不在的数字世界也是故事发生的重要舞台。这一数字世界的现状从人们所说的“上帝模式”一词中可见端倪这里的员工可以不受限制地访问的数据库，可以从数据库中集中追踪某些用户并收集用户的各种个人信息。

　　在她的书中，维纳描述了她所在的工作场所，大家对“上帝模式”大都表现冷漠：“我们丝毫没有发现自己参与了对大众的监视，当然，我们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在促进和完善那些不受监管的、私人拥有的大众行为数据库方面所起的作用，”她说，“用户可能对他们被追踪完全不知情，但那只是用户和我们的客户之间的事情。”

　　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维纳刻意避免阅读有关科技行业的书籍，而是专注于一些办公室题材的小说以及内容简洁紧凑的回忆录，包括雷娜塔阿德勒本讲述一位70年代的纽约记者的创新小说《快艇》(Speedboat)，还有莎拉曼谷索写的回忆录《守护者》(The Guardians)，这本书讲述了作者对一位从精神病院逃脱出来、后来又冲上铁轨自杀的朋友的哀悼和回忆。“我在泡热水澡的时候曾经试着重读艾伦乌尔曼的《走近机器》(Closeto the Machine)，结果越读越兴奋，越读越陶醉，从表面看，我这是一种十分放松的状态，但其实我心底里阵阵恐慌，因为这本书简直可以称得上一部完美的回忆录，而且也为成功的回忆录设定了标准。”她解释道。乌尔曼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她把1990年代自己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科技前沿开发软件时的亲身经历记录了下来。

　　“在旧金山，人们说话的方式总是令我感觉很奇怪，就像人们说英语却又夹杂那些奇奇怪怪的缩略词、行话和术语一样。为了在会议上激励我们，一位CEO说，我们现在已经开战!或是这些都是学问啊!为什么?因为都是经验教训!”维纳说，“我发现，在过去的15年里，不少科技取名的方案都非常可笑，可以说，那些的名字都非常不上档次。”维纳列举了阿普罗文(AppLovin)和维布林(Verbling)两个，因为这两个的名字是她喜欢的。“真的，在这里，你随便扔一个纸团，都会打中一个名字起得很烂的。”

　　在这本回忆录中，维纳有时对男性角色的要求会做出一些让步，为了以一种全新的参与感来调整自己的写作基调。书中有一个令读者印象深刻的场景：维纳和一群同事去一家日本酒吧为老板庆祝生日，当时在场的同事差不多全是男性，在那个场合，维纳把自己想象成了“保姆、备胎、护花者、小妹妹、河东狮和情妇”等一系列角色。她解释说：“那时，我总在努力扮演别人的女朋友、姐妹或老母亲。”《诡谷》所写的内容发生在反性骚扰运动开始的几年前，为了保护一位以前的同事，维纳在写到一个性侵事件时并没有透露当时的细节。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以一种突变的力量对这本书的结尾部分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同时结尾部分也准确地反映出了作者本人经历这次大选的真实感受。维纳说：“媒体的主要失败就在于，在那次大选的前几年里，他们完全没有重视硅谷的科技以及这些的野心。媒体只是从行业条例层面去了解科技，而且他们对这个行业的各种神话照单全收。”

　　在谈到维纳在科技行业的份工作电子书初创的创始人之一时，她这样写道：“我羡慕那些人对未来拥有的权力感，他们投向未来的目光完全看不见危机只看见满满的机会。”在加州，这种技术乐观主义者的观点常常与反工会组织以及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反，维纳说：“我总是感觉自己很难想象未来，也许别人会将此归结于我在十几岁时曾亲眼目睹了那场惨烈的事件，”她停顿了一下，“我心里总是会想：不要对我提起9/11.”她继续说：“我对未来的希望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放慢速度，缩小发展规模。”

　　在《诡谷》的结尾部分，维纳写道：她觉得科技行业“即将面临一场清算，现在正是这个行业走向终结的开端。而且(她)在旧金山所经历的一切，证实了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人类堕落前的后阶段，是人类世代淘金热的终结期，也是一个无法持续下去的放肆无节制的时代”。现在流行的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文化包括散布错误信息、发送攻击性的表情包以及发布挑衅性的帖子等已经完全不受规则或监管的约束，而且这种现象还在不断恶化。维纳说：“这个城市和这个行业，受到这样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牵制，只会继续恶性循环和动荡下去。”

　　当然，对未来互为矛盾的看法也反映出这个行业内部更大的分裂。就在出版行业持续萎缩之际，科技的资本却在不断膨胀。“如果继续沿着我们目前行进的轨道前行，我们将进入一个私有化更为严重的时代，”维纳说着，不安地在椅子上移动了一下身体，“人类的未来将会越来越同类相聚、撕裂和封闭。”为了说明这一观点，她特别指出当下私有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各类公共产品或服务，例如一些以盈利为目的的编程训练营，被作为一种投资项目或四年制大学学位的替代品进行营销。“科技行业正试图为目前出现的危机提供解决方案，虽然这些危机不一定是它们造成的，但它们正在使之愈演愈烈。”

　　“每个人都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特别是企业员工和客户。但我不知道改变是否会从科技行业的内部开始发生，因为风险资本的激励措施总是鼓励这个行业迅猛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种轻率鲁莽的行为，”维纳停顿了一下，“尤其是目前几乎还没有任何问责机制。”

　　原标题：从贫富差异到性别歧视，关于硅谷的回忆录要怎样写? 来源：界面新闻 (翻译：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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