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真正给科研人员群体提供“好资源”，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增加固定支持的比例，减少竞争性的、重复设置的课题；二是科研投入支持的群体要向青年科研人员、更富创造力的科研人员转移；三是政府支持的经费应更向研究的前端倾斜，偏向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而应用研究应向市场倾斜，“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引导企业进行投入”。

　　近日，在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门诊二楼药局旁，贴了一张“高层次人才优先就诊”的告示，即“人才、杰出人才和领军人才”优先就诊。这张告示引起了沈阳市民的热议。有市民认为：“医院贴这个不太好，感觉有歧视的意思。”有网友说：“感觉这个医院是来搞事的，连普通人就医也分三六九等了，你要搞个军人优先、孕妇优先等，我们肯定支持，要按个人是否是高层次人才来确定就医顺序，恐怕不妥吧。”

　　与此同时，沈阳市还出台了相应的人才服务指南，在《沈阳市高层次人才服务指南》中指出，沈阳市属三甲医院为高层次人才就医开通诊疗绿色通道，即可享受优先诊疗服务。其中具体规定当高层次人才就医时，在导诊台出示“盛京人才卡”和本人医保卡，即可由医院导诊人员引导进入“绿色通道”。除此之外，还可享受优先挂号安排就诊、优先安排医技等检查项目、优先安排床位等。

　　近年来，各个城市间掀起了“人才争夺战”，高校、科研院所纷纷提出关于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资源倾斜以吸引人才。但当这种资源属于社会公共资源，与社会公众之间有了利益冲突时，当如何既吸引人才，又保证公平呢？

　　以前，科研工作由于收入不高，流失了很多人才。20世纪90年代曾流行这样一种说法“造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这里说的“比不上”指的就是收入。

　　进入21世纪上半叶，随着创新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科技这一创新的高质量马达越发成为各个国家关注的焦点。为了吸引更多人才进入科研这一领域，各级政府和科研单位不断提出相关政策以解决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杨国梁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杜新豪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在资源配置上对高层次人才有一定倾斜，有利于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和创新潜能的释放。

　　由于近些年住房、教育和医疗费用的节节攀升，这种资源配置的倾斜也往往体现在上述方面。

　　就诊绿色通道、人才公寓等等成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用来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好资源”。

　　“课题经费、团队建设、职称评审、国际合作、安家费等等都可以是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方面，而需要占用社会公共资源时还是要兼顾社会公平的。”杜新豪说。

　　“当科研人员待遇太差时，容易造成人才流失。为吸引人才提供一些条件和资源未尝不可。”但在杜新豪看来，这种条件可以更加倾向于安家费、工资、课题经费等，“其他方面没必要力度太大。如果抢占了过多社会资源的话，是会引起社会怨言的，也有些不太合适”。

　　据杨国梁介绍，国外也有针对高层次人才的资源倾斜，但往往非常有限。“比如美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在其供职的高校或科研院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特权仅仅是在校园内有一个固定的免费车位。其他的所有待遇都按照该校教授的标准执行。”

　　而在德国，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教授在享受公共服务时可能还会支付更高的费用。“德国的教授社会地位很高，为体现对教授的尊重，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往往为教授提供更好的服务，也要收取更高的费用，而教授本人也愿意支付。”杨国梁说，国外也有对高层次科技人才和普通人的区别对待，“是占用更多的社会资源或者说用更低的价格享受更多、更便捷的社会福利，还是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或者享受更好的服务并支付更高的费用，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选择”。

　　杨国梁强调，高层次人才和普通公众在享受社会公共资源时可以有区分，但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不能太过分”。

　　除了高层次科技人才和社会公众之间的资源分配问题，在科研人员群体内部也存在着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现象，而后者往往更隐蔽。

　　一个不可忽视的现状是，有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了争夺有“帽子”的人才，开出的高额年薪往往令人咋舌。而基层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的收入却很低，这种资源分配方式人为地拉大了科研人员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导致资源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我国的科技资源配置可以加大力度向急需经费的，想奋斗、有动力的青年科研人员倾斜，让他们自主地作一些好的研究。”杨国梁说。

　　“资源要向基层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倾斜。”在杜新豪看来，青年科研人员正处于创造能力的期，如果有好的外部条件，可以更好地投入到研究当中去，激发更多的创新潜能。

　　“和国外相比，我们要调整的不是科研投入的总量，而是结构。”杨国梁建议，稳定性经费和竞争性经费的比例应当有所调整，增加以工资为主的稳定性支持。“竞争性经费的一个问题是，资源的导向性导致科研人员无法长期在一个方向上做工作，哪儿能找到钱就干什么。”

　　至于社会公共资源，杨国梁认为可以由市场去调节，“尽量发挥市场的作用，行政干预不要太多。公共资源要从公众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为了体现国家导向，吸引科技人才，可以适当地在有限的范围内倾斜，但不能侵占太多社会公共资源”。

　　要想真正给科研人员群体提供“好资源”，杨国梁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增加固定支持的比例，减少竞争性的、重复设置的课题；二是科研投入支持的群体要向青年科研人员、更富创造力的科研人员转移；三是政府支持的经费应更向研究的前端倾斜，偏向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而纯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应向市场倾斜，“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引导企业进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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